今年，是彦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。记得参加先生安葬仪式的那年，仿佛就在不久前似的。这回，李军（彦涵先生儿媳）打来电话，让我多少还要再写几句为了这个“百年的纪念”，我不“打磕奔儿”地答应了。以往凡彦涵先生的事，总是李军张罗，通知到我帮忙的时候，我必响应。彦涵先生离世以后，李军再打电话来，我恍惚觉得还是先生在嘱咐她联系我。去年，李军请我给东海少儿版画画册写个序，想到那是彦涵先生老家的事，又和版画有关，写，没的说！

回想起三十一年前的1985年，我们十位文革前美院毕业的老同学办了个《半截子美展》，座谈会请了彦涵和郁风几位先生。那天，他们说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“肺腑之言”，总的印象是说了艺术的本质和怎样做艺术，并激励我们勤力创作，以弥补荒唐度过的十年时光。当然，也流露了对“文革”损毁艺术和摧残艺术家的愤懑。作为后辈，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艺术觉悟、经验，甚至还有因艺术而承受的精神磨难的痕迹。彦涵先生是延安“革命熔炉”里练就的，他能在某些地方肯定我们，我们备受鼓舞，而且觉得自己还是在“革命艺术之路”上走着——实际上，在只有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一直胆怯得像做了“贼”一般。

展览过后，我去看望先生，那时他还在银锭桥南的美协宿舍大院里住。先生似乎在“座谈”时言犹未尽，见到我仍相谈甚欢。如今还记得的是他的这一段话：“画画的人天天翻找‘新闻头条’，围绕着‘重大题材’创作，结果就像北京的二十万人的大游行，不走长安街，偏走烟袋斜街，拥挤在一块儿踩脚面。这种创作，一千个人一个样，一万个人还是一个样，哪里有独创，哪里有‘百花齐放’，又何谈文化艺术的繁荣呢？”想想，比那时早些时的全国美展，征稿时能同时收到七十几幅《你办事我放心》，正是先生针砭到的大病。

在彦涵先生的墓碑的背面，刻了德国诗人歌德的一句话：“伟大的艺术是在限制中表达自由。”不论是先生记着的和欣赏着的一句话，还是子女们乃至了解先生的友人们选出这样的话，用来概括先生这一生艺术上所以能步步精彩、所以能坚持不懈、所以能不放弃理想追求，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先生在我心中是永远的丰碑。

我把上面这些文字作为我已经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补充。那篇文章就是——

    他在疾风里扬着头——忆念彦涵先生

2011年10月7日

早晨，开启手机，看到的第一个信息竟是李军发来的：“彦涵先生于2011年9月26日22:56与世长辞。” 我心上一堵。

8月7号，我还同青岛美协主席杨越去协和医院探望过他。那天，是彦涵先生的长子彦冰当值，老二彦东因陪护劳累过度，自己也弄得脑供血不足，打了吊针。于是，彦冰从成都过来接替。彦东媳妇李军忙里忙外，一时要熬个鸡汤什么的给老公公送去增加些营养，一时还要把婆婆从养老院里接出来，再陪了去看望彦涵先生。

走进病房，我们跟彦冰打了个招呼，就走近先生的病榻旁，我说：“先生，我来了，是我。我来看望您……”先生显然是听不大清楚了。彦冰说：“爸爸原来有一个耳朵就重听，现在更不行了，说话也说不清楚，但是，能看见。”说着，他拿过一个小书写板，在上面把我的名字和我说的那些话写上去，就见彦涵先生把两手合起来上下拱了几下，我赶紧伸过手去握住他的手。那手和手臂明显的消瘦异常，也不似往日的温热，只有他那一双眼睛却是非常的明亮，望得很远的样子。

听彦冰说，前月，先生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已经失明。“是弟弟做出决定，一定给爸爸做摘除手术，想的是不能让爸爸临了眼前一片黑暗。”手术很成功，先生也高兴，那几天居然下床走动起来。

不记得是前年还是更早，我在外地出差时接到李军的短信，说彦涵先生病危。我没再问，就把她的短信转发给很多版画家，我这么一紧张，大家也跟着紧张。原来先生是要做心脏的手术，李军又发过来一条短信说，进手术室前，先生跟候在旁边的孙子要过纸和笔，写下三个字：“老八路”。

我问李军，啥意思？她说，大家猜，可能是：“我是个战士，不会轻易倒下”的意思吧？我想也是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去年，彦涵先生在国家大剧院还举办了一个“从艺75周年”的大型画展，开幕式上我也讲了话，表示祝贺，我说：

“彦涵先生是我的老师，大约也是在座的许多人的老师。虽然，有句话说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’，但是，实际上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艺术，我们之中还没有谁能超过他。在做人方面，他告诉我们，活着不是人生的目的，但是，必须坚强地活着，还要活得有意义；要奋斗，要在枪林弹雨之中坚守信念，永远地爱这个国家，爱她的人民；要诚实，要有尊严。在艺术上，先生遵循发展的规律，不停歇地不动摇地探索，不断地取得成就，又不满足，最终走近了理想。因此，他能一直地跑在我们的前头，绊倒了也能站起来，高高地举着大旗。我们情愿以他为榜样，跟着他冲锋陷阵，他永远是我们的‘老团长’！记得先生在中国美术馆办展的那一次，我也曾致辞，今天，我仍以一贯的尊崇向他祝贺，祝先生艺术成功，祝先生身体健康！热切地希望‘老八路’仍然站在我们队伍的前头，带领我们继续前进！”

每一次致辞，我都会激动，因为是以真情去讲真实，就会激动。

2000年，我到石景山鲁谷那边彦涵先生家去看望他，听说，这套房子是儿子买下给他的，我一直没去过。闲谈中说到“主旋律”的问题，先生说：“我最有发言权，我知道什么是‘主旋律’。不要战争是，拯救我们的地球是，让老百姓过安稳的好日子是，爱护我们的下一代是，要给人以尊严是……”

先生举了许多的例子来说明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我不认为这是他在新世纪里产生出来的想法，比如“不要战争”这一点，当初，这个苏北农村贫苦人家的孩子，千辛万苦地考上了杭州艺专，却因为日本侵略中国、发动战争，便义不容辞地放弃了学业，放弃了回乡下做一名美术老师的愿望，奔赴了延安。

他以木刻艺术像战士一样参加抗日的战争和解放中国的战争，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。在他蹲在地上就着盐水煮土豆片吃小米饭时，在他铺稻草睡土炕，因为没有冬衣而瑟瑟发抖时，他想的是什么？还不就是不要战争吗？还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、没有压迫的、有饭吃、有衣穿的、有工作的新的中国吗？因此，他说这是“主旋律”。他的对于战争的体会和对其他许多方面的体会，远比我们深切，因此也远比我们有资格说。

我曾经在唐山大地震一年以后的某一天，到他在后海南岸大院里的那个家看望他。靠北墙有一间平房归彦涵先生老两口儿住，印象里只有九平方，一张木制双人床占了大半，床是双层的（为了避震），上面堆满了刻过的木刻板和书籍什么的，床和墙之间，挂了一块布帘子，先生说，公厕离的远，自备了一个马桶摆在那里，权当“卫生间”了；床对面是一张小学生用的课桌，那就是先生的工作台。我不曾想到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第一任主任、我们心目中的有英雄的气质的版画家的境遇竟是这样的。

1957年，为也是从延安来的老领导仗义执言了一回，便成了右派，二十一年里孩子长大了，生活却没有多大变化。是谁把一位忠实于党、忠实于国家、忠实于人民的这么了不起的画家按倒在地的？追问已经不可能，因为那些人没有忏悔过就去“寿终正寝”了。

1993年，我同系主任谭权书去给两位在版画系任教过的老师“送温暖”。买了鲜花、水果，表的是一份心意。从第一位老师家出来，我俩都感到那里已经足够温暖了；等来到复兴门彦涵先生的新家，对比之下，我们感慨居所仍是逼仄。老谭说，来对了。但是，当看到先生正在印画，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满足，那么泰和。我们才多了一份慰藉，更增添了一份崇敬。

过去，有人称他是“趴在地上战斗的战士”，这个称谓真让人心里感到酸楚。趴在地上还战斗什么？我想，那只是同自己的命运抗争吧，要战胜怯懦，战胜消沉，战胜信念的动摇，战胜疾病和困难重重……趴在地上，还要让自己的艺术抬起头来。所以，当1978年可以站起身的那一刻，创作的欲望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，生命力也贲张如火山一般。

走出“高干病房”，我跟彦涵先生说，我过些天再来看他，不承想，这竟是最后的见面。

二十一年的苦难，先生说，他还要感谢！

我心中的彦涵先生永远是高大的，他在疾风里扬着头，挺拔地站立着，回望走过的一生，回望远远的家乡，回望亲人、朋友，回望那一幅幅未曾做完的图画……

（本文2011年10月17日登载于《人民日报》副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