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生和文人的交往
闲来读书，涉及到当年康生与几位学者的故事，思来可以作为解诠历史和了解历史人物的几个例子。这里提及的几位学者：陈垣、容庚，都是文史领域造诣极高的学者，恰好两人又都是广东人。
与陈垣的通信
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增订本（陈智超编注，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）中，收有康生致陈垣的一信。书中，另有陈垣的去函，其称康生为“康老”，内容是关于康生“承询景宁是何年代”的，经过陈垣的查询，是“考历代纪元，有竟宁，无景宁”。（竟、景，通用，为汉元帝年号）而有意思的是康生的来函（1970年1月30日），以下是原信。
“陈垣同志：
……您对历史研究有素，著作等身，今意欲将多年收存的书籍文献，交与党和政府收存，中央同志闻之甚为称赞。但现各图书馆正在斗私批修，工作尚未就绪，我意不如暂存你处为宜，如需要人帮助整理，亦可派去。至于稿费交党，此意甚好，但因您年迈体弱，应多加保养，希望你自己存留，以改善生活。我们过去对你的生活照顾不够，请原谅。以后如有问题，请即来信为盼。
祝您健康！
康生
一九七0年一月三十日”
这是“文革”中的通信。原来，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陈垣也受到了冲击，北师大原配备给他的专职秘书刘乃和以及公务员、男护士都被调走参加运动，身边的亲人们则或被批判，或下放干校劳动，只有一名多病的次子在其身边，以及另外一名做饭的老保姆。
1969底，陈垣的这个儿子因病重去世，年迈的陈垣因行动不便，曾几次跌倒在地，许久才被发现和扶起。于是，陈垣家人以他的名义致信周恩来和康生，反映情况。过了两三天，周恩来派军代表与北师大联系，将刘乃和及公务员、护士调回陈垣身边。
不久，陈垣上书表示感谢，随即康生将其来信送毛泽东审阅，康生还呈文说：“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”文化大革命“中回校参加运动，陈的生活无人照顾，经与学校商量，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，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。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。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，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，但向他解释，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，他的书籍文献，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。关于他的稿费，拟说服他自己保留，以照顾他的生活。”毛泽东阅后批示说：“同意。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。”
翌年6月21日，陈垣病逝，其家属遵照其遗愿，将其一生珍藏的书籍、文物以及全部积蓄上交。这是一个当年曾感动过许多人的故事，而其中的康生大不似如今人们所认知的那个康生，是可谓历史的吊诡。
多才多艺的康生
在另一书《容庚传》（易新农、夏和顺著，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）中，也记录了康生与容庚的一段故事。那是1962年3月，“康生驱车访容庚”，这在当时的中山大学曾是传为佳话的。
康生与容庚，彼时两人交往，热烈地谈论他们共同的爱好：文物收藏、书画鉴定，当时两人还因容庚收藏的《兰亭集序》的真伪问题，争得面红耳赤，致使当时在座的学校领导目瞪口呆。然而也是因此，康生却十分敬重容庚的学识和胆量，于是又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，并亲自为他开具了介绍信。
康生与容庚相遇于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（即全国科学工作会议、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）。会议期间，广东省有关方面热情招待与会代表，并组织他们观赏戏剧，其时，容庚也受邀观戏，并被安排坐在周扬身边，在观戏休息时，还被介绍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，于是这才有了两人接下来的交往。
康生其人，可谓多才多艺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称之为“东海圣人”，除了他的收藏是党内知名的（甚至为陈伯达、郭沫若、田家英、邓拓、陈毅等所不及），他的书法也不时可见。这是因为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（所谓文物世家，他从小临帖）、参加革命后其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开艺术照像馆的（业余大量时间用于练字）、甚至他在共产国际工作间暇时也是以写字为乐的，后来又为了医治脑患，便“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《西厢记》”，如其所言，是“把校勘小说戏曲作为工作之余的游戏，疲劳之后的休息，好似有的人休息时打麻将差不多”等等。
其“偶尔露峥嵘”的“法书”，可见之于北京琉璃厂“荣宝斋”他那“左手书”的题额及王冶秋《琉璃厂史话》（文物出版社）的题款。1961年《人民日报》创刊学术版由康生题写刊名，中华书局重印《宝晋斋法帖》也是由其题署书名的。学者宋云彬先生在日记中提及：“陈叔通客厅中悬有康生篆书联一副，画一幅，皆精极，余初不知康生书画造诣如是之深也。”（《红尘冷眼———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》）后来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王力甚至还这样说：“毛主席不是书法家，他不像康生真草隶篆皆通”云云，可谓推崇备至。传说康生曾自称其“康体”的左书，“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”。
康生也精绘画。上海“朵云轩”曾在画册中收有他所绘国画，按他自己的说法，他所以用了“鲁赤水”的画名，就是以之“挑战”齐白石的。据说他还曾为毛泽东女儿的李敏教授书画。此外说到文史考证、版本研究等，康生俨然个中好手矣。
与容庚的争论
因是之故，康生与容庚的交往，就是近乎于惺惺相惜。在那次观戏的休息室，康生询问了容庚的近况，知道他拟重订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，并于此前曾与助手北上搜集资料，却遭到许多文物收藏部门的闭门羹，铩羽而归，康生闻之记在心里，没过几天，就有了“康生驱车访容庚”的那一幕。
据《容庚传》，其时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刘瀚飞目睹了康生接见容庚的过程，即：
“当时学校接到省委来电，说康生要来见容庚，他们先在‘黑石屋’相见。……康生问起容庚收藏的名帖，容庚如数家珍，一一道来。但康生猛然打断，说容庚所藏《兰亭集序》是赝品。因为对方是中央首长，一般人自会唯唯诺诺或不置可否，但容庚是著名的‘硬骨头’，早年任故宫(微博)文物鉴定委员时即以‘好辩’著称，他不会因为对方是政治权威而屈服。他说自己所藏皆是历年挑选的精品，不可能是赝品。不可思议的场面发生了。康生坚持说那帖是假的，因为解放后他在北京看过这个帖。容庚亳不客气地回答：你是解放后才看见，而我这个解放前就已经收藏，你所见的那个才是假的！”
因争执不下，两人决定同到容宅观赏那份帖子。容庚入室开书柜寻，刘瀚飞回忆他坐在客厅还听到开柜门的声响。康生见到这幅字帖后，认真研审一会，态度缓和下来，说了一句：“是值得研究研究。”
最后，康生问容庚需要什么帮助，容庚重提修订《商周彝器通考》到外地搜集资料不便且经费困难。康生答应帮助容庚解决困难，他建议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一书修订计划可列入文化部科研项目，这次赴内地作学术考察也以文化部名义，他并叮嘱容庚，如遇困难，可持他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到当地党委宣传部门，当可解决。时隔不久，由文化部盖章的出差“证明”和同样份数康生亲笔署名的“介绍信”便寄到中山大学，所署时间为3月12日。
同一天，康生还给冯乃超等中山大学领导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“你们对容庚、商承祚二位教授的学术工作安排很好，对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是有益的。我们在工作中确很需要注意发挥这批老专家的作用，给以必要的研究条件，要求他们在学术方面作出成果，并带出一批徒弟来。”看来康生的确践行了自己的诺言。容庚还对康生提出要调历史系张维持到中文系任助手，当时在场的学校领导马上表示大力支持，这件事也很快做到了。
1962年4月1日，容庚携助手张维持、曾宪通和马国权一行4人北上。4月6日，广州《羊城晚报》以“容庚教授北上考古———为改编《商周彝器通考》做准备，为期五个月”的显著标题发布消息。据曾宪通回忆，他们一行先后到过19个城市的博物倌、文物机构和考古遗址，看到大量新出土的各色文物，其中不少是经过科学发掘的青铜器，有比较明确的年代、地望和国别，这些是十分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。———此次考察如此成功，文化部的证明和康生的介绍信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其间，还发生了一件趣闻：“康生的介绍信均开给各地党委宣传部门，容庚不能区别共产党的‘党委宣传部’和国民党的‘党部’，以为‘党委宣传部’可以缩略为‘党部’。因此每持康生介绍信到各省党委宣传部时，他总是说‘我们先到党部来报到’，助手提醒也没用，一度出现过十分尴尬的场面，于是他后来就不再用康生的介绍信了。”
与冯友兰、俞平伯的交往
除了陈垣、容庚，康生还与其他许多学者有过交往。再试说几例。
冯友兰在其《四十年的回顾》一书出版之后，寄给了康生一册，请他指正。康生得书后回信说：
“承寄大作《四十年的回顾》，谢谢。接书后，重读了题词，粗阅了序言，觉文章甚茂，责己谨严，多引人入胜之感。甚愿读完全书，以资学习，若云‘指示’，又何敢当。”
拿康生的这封信，对照1949年10月毛泽东给冯友兰的回信（冯去信表达其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敬佩之情，以及自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心情，同时也为自己没能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感到惭愧和自责。毛泽东回信说：“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，像你这样的人，过去犯过错误，现在准备改造错误。如果能实践，那是好的。也不必急于求效，可以慢慢地改，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。”），应该说是客气很多了。
康生与一些旧式知识分子也有诗文往来，比如北京“德宝”2010年秋季拍卖会上就有一件《俞平伯致康生信札》，还附有俞平伯录呈康生吟教的诗稿一纸：
“康生先生左右：
一昨奉谒，得从容聆教，不胜欣慰。脂评本后记颇冗长，荷披览指正，幸甚。恐不免费时间耳。近有关于京市故迹小考据文（光明剪报）及小诗一章，均随函附呈。诗多狂言，聊尘吟几博一笑。西厢记送别原本，音词并茂，续以俚词，深愧不称。惟录音。如制片广播，似可作为治文艺者欣赏之一助。亦盼得便略为嘘植也。匆布
敬候
起居不一
俞平伯启
七月七日”
查孙玉蓉编著之《俞平伯年谱（1900-1990）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），俞平伯于1962年6月6日“作吊曹雪芹诗二首，题目为《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，距今岁壬寅二百年矣。梦中得句，遂吊之以诗，盖呓语耳》”，后俞将此诗分赠何其芳、康生，而是年7月31日，“午前，康生来访。”（8月1日，“下午，写致康生信，由作协发。”）
众所周知，此前1952年俞平伯出版《〈红楼梦〉研究》，到了1954年引发了一场相关的大批判运动，但经其校勘的《红楼梦》得在1963年出版发行，其间可能得到过康生的帮助和提携。
康生秘书的回忆
由上述的故事，联想到坊间以及人们口口相传的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论，不免有纠结之感。
我们曾习以为常的人物观，几乎完全是幼稚或孩童般的眼光，即所谓“好人”、“坏人”的二元对立：“好”则亟称之，“坏”则亦亟称之，此使得“圣人”者全无渣滓、全无瑕疵，而“坏人”者亦全无亮点、全无人性。
如今欲对其采取校正的便宜方法，不过就是一个公式：“好人”未必那么“好”（其也有“阴翳”之处），“坏人”也未必那么“坏”，“圣人”须走下神坛，“坏人”当然也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，如是而已，岂有它哉？
曾经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有过一个说法，他说：“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思想‘左’，但要说他存心反党，是不可能的。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。”他还回忆：“我到延安不久，康生送给我一首诗：‘故人不相见，相见依如故。威武不能屈，挥之不能去。’那时康生刚从苏联回来。师哲在文章中说，康生赠诗戏弄我，事实不是这样的。这首诗是不错的。康生左手右手都能写字。康生的这首诗，‘文革’中不知弄到哪里去了。”（王春南：《听匡亚明校长忆往》）
康生是怎样的人？以发生在匡亚明身上的事实来说明，那就是：“康生在历史上曾对匡校长（匡亚明后为南京大学校长）施以援手———上世纪30年代，匡校长因反对极‘左’的做法，在上海遭遇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暗枪，差点献身，康生为他说了话，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”，然而在“文革”中，康生却对匡亚明落井下石，使其受到迫害，吃尽苦头。那么，“纣之不善，莫如是之甚也”这句话，对于康生不是也可以适用的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