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生，原名张宗可，因政治和其他需要，曾先后叫过张裕先、张叔平、张耘。这是个爱改名字的人，后来干脆连“张”姓都摒弃，改为康生。

    说到康生的为人，还需要引用曾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的说法：

    “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思想‘左’，但要说他存心反党，是不可能的。不能把人说的那么坏。”但他作为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主要成员，有预谋的排除异己，迫害无辜，是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的。1980年，康生骨灰被迁出八宝山时，其骨灰盒满是被唾弃和焚烧的痕迹。

    康生书法 “高处何如低处好,下来还比上来难”

    很少有人知道，康生在书法、文物收藏和鉴赏上有着极高的成就。

    康生真草篆隶众体皆能，尤善章草，自成一体，堪称大家。

    康生 草书镜心

    当时人将康生、郭沫若齐名，因二人皆在书法上有名气。康生很不服气，曾放言：“郭沫若那字，也叫书法？我用脚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！”他还把这话写了出来，公开叫板。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平，康生一向相当自负。

    康生书法  “若论书法，我用脚根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。”

    他对书法自负不是没道理的。康生双手都能写，他经常左右开弓书写梅花篆字，水平十足高超。他的书法中，时不时来一招“康生左手”落款，“嚣张”了得！

    康生左手 篆书“百年树人”

    康生左手 草书“毛主席《卜算子-咏梅》”诗句

    康生不仅拿书法“嚣张”，更是凭借书法保命。康生对党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，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，在国民 党“白色恐 怖”迫害下，好多革命前辈牺牲。而康生正是靠着自己的书法，得到当时控制上海银行和船舶航运业巨头虞洽卿的青睐，以上海中华商会会长虞洽卿私人秘书的身份，统管上海大部分地下 党组织，为输送情报做出大贡献。

    康生 书信

    康生 手札

    60年代，荣宝斋出版的《宝晋斋法帖》封面上的题签，以及1965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曹全碑墨迹》，都是康生题写，寥寥数笔，意趣很高，至今为人所仰。

    康生题写 “宝晋斋法帖”

    康生题写 曹全碑墨迹

    而康生的才艺是全方位的，狂傲也是全方位的。

    康生的狂傲还体现在绘画上。他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——鲁赤水，“鲁赤水”这三个字字字与“齐白石”相对，意与齐白石比争高低。

    康生 梅花

    康生 墨牡丹

    论收藏鉴赏能力，鲜有人及之。文革前，康生曾送田家英一套明天启丁卯年刻本《醒世恒言》。这套书存世仅有4部。一部藏于日本内阁文库，一部藏于日本吉川幸次郎处，一部藏于大连图书馆（现已轶失），而这最后一部就是康生这套从战争中收缴的衍庆堂刻39卷本，共20册。

    原书页

    因后两页缺失，康生自己动手裁纸画格，用仿刻宋体字补齐。没有严谨态度和毅力，这事根本做不来。

    康生 补抄页

    在其后，他还做了个补页说明。

    康生生活简朴，而好多年前就已经领着当时全国最高工资，一个月400块钱。他用这些钱，买了不少文物。他对古今中外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，甚至用笔批他看到的文字材料，每日如此。他自称“今圣叹”，意在与明代著名批评家金圣叹争锋。他工作的闲暇就是玩赏文物，会加工、雕刻砚台，常跑琉璃厂。他的司机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，拓片、制砚、木工，都能做。

    首都博物馆现在有一方绿色砚台，当年纪晓岚说是宋代名贵的“绿端”，并在砚上刻“端溪绿石上品晓岚”。后来康生鉴定后认为此砚并非“绿端”，兴致勃勃地在砚堂上写下：“纪晓岚自名为识砚者，还刊行《归云砚谱》，其实他对砚连基本常识也没有，他把洮河石当作绿端，把青州红丝叫做红端，他不知端石为何物，更不必说识别古砚了。康生1970年2月”。现在专家鉴定结论也是明代云龙洮河石砚。

    这就是那方砚台上康生的字迹：

    有的书上说康生热衷从故宫拿文物、热衷抄收藏大家的家自己中饱私囊。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后来的欲加之罪。

    康生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，唯独在文物收藏保护上没犯过错，不仅没犯，还有功。他在去世前自己刻了枚“交公”字样的图章，并在自己收藏品上都打上了“交公”。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都捐献给了国家，一分钱都没要，一件都没留给他儿子。这是被他曾迫害过的同志说的，“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完全是胡说”。

    一声叹息，本是文艺全才，奈何遍行佞事？